王輝耀總得有些人出來做不掙錢的事

2020-01-10 08:57:50 来源: 达州信息港

王辉耀:总得有些人出来做不挣钱的事

对话语录:

应该放弃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门槛,如需要在体制内当过科长才能当处长,当过处长才能当局长等传统体制,海归在跨国公司或国外机构当过类似职位就应该可以

海归回来把落脚点放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真正需要海归的地方没人去

麦肯锡讲,中国需要十几万高级的国际化人才,但中国现在能提供的只有5000人

中国还需要很多公益人士出来,我们不能都忙着挣钱,总得有些人出来做不挣钱的事

王辉耀(国际航空报沈铁 摄影 )

海归回国要摆正心态

本报:长期在国外生活,一旦回国后,海归们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王辉耀:他们最多的感触是需要打交道的头绪很多,国内办事的观念和效率跟国外有点距离创业融资比较难,海归回来以后跟创业园结合的比较紧密,跟一些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最活跃的民营企业联系比较少,往往都扎在创业园搞高科技、互联

本报:很多海归都是带着报效国家的激情回来的,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

王辉耀:从很大程度上讲海归回来是因为中国有很多机会在吸引他,这些机会和海归的技术专长、国际化理念还有一些海外的人脉结合在一起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反响比如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海归创办的不管是互联、宽带、搜索引擎、游戏站还有一些传媒站,他们在新经济领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上人数达到几亿,这都离不开他们的巨大作用

本报: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一旦回国创业,海归们应该注意什么

王辉耀:要摆正心态,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同时本土也有很多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他们双方要结合起来,这样能如虎添翼海归一定要找准容易成功的机会,比如高科技领域、服务、咨询、教育是他们的优势有自己一个好的团队,还有就是建议参加一些络,比如加入欧美同学会、商会、协会、校友会等,拓展一下人脉和人际关系络,这个非常重要,同时要好好研究国家的优惠政策,比如创业园,还要经常跟那些已经创业成功的人士交流,获取他们的成功经验

海归创业失败的原因

本报:知道你做过很多海归研究,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呢什么原因导致大部分人失败

王辉耀:海归创业的占1/3,在外企跨国公司就职的占1/3,还有在其他行业包括机关的占1/3,在外企和创业的占绝大多数

根据我们的观察,有1/3是比较成功的,有1/3处于探索阶段,还有1/3是失败的

比较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硬件比较好,学历比较高,专业比较好,这是基础,都有年海外的工作经验,他们都有很好的团队,能够获得一些资金的支持,比如风险投资,还有就是跟国外交往比较多,能够了解到一些高科技领域的信息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具备上面那些条件另外,海归基本上没有搞房地产的,可能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创业大部分都在高科技领域

本报:为什么海归很少涉足传统行业

王辉耀:主要是人际关系消耗太多,海归不适应他们毕竟在外面那么多年,习惯了按国际规则办事,习惯了透明,如果是需要耗费很多人际关系的行业,他们就比较薄弱毕竟离开了那么多年,他们的优势是国外的人际关系,国外的同学但随着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有些海归已经开始进入传统行业了,比如如家快捷酒店等,同时他们也有国际资本的支持

本报:我们看到,很多海归象田溯宁、张朝阳、李彦宏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海归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成了所谓“海带”,这其中的原因你分析过吗

王辉耀:除了我刚才讲的,如自身硬件不好,没有团队、资金支持,项目不好,本土结合不够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归回来把落脚点放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真正需要海归的地方没人去,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东北、西北、内陆城市全国各地的人都出去留学,回来以后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肯定过剩我们应该从政策和舆论导向上,帮助他们分流到其他的地方,另外还应该有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他们过去

现在还出现了一些小海归,对于他们,应该抓紧时间积累工作经验,一旦有了工作经验,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掌握的语言、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国外的人际络迟早会发生作用的,后劲比较足,所以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不要着急

我们国家大学生占人口总比例只是百分之几,欧美是百分之几十,我们怎么可能人才过剩呢,中国只是暂时的人才结构性失调,而不是人才过剩麦肯锡讲,中国需要十几万高级的国际化人才,但中国现在能提供的只有5000人

本报:很多创业的海归,有的能拿到风险投资,但相当一部分人拿不到风投,他们怎么办

王辉耀:我一直有个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海归或者中小企业创业的资金支持计划海归的创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领域,对这个群体多一些资金上的倾斜,对建设创新性国家有好处原来有长江学者计划,那是在教育领域,那么在创业领域也应该打造一个类似于长江学者的计划,国家级的计划,对我们国家的创业有很大好处,当然也要有很好的评估,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而不只是建一个创业园,提供几间房子,给你去折腾我们现在缺乏一套很好的鼓励创业的机制和融资渠道,包括种子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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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从政:国家正在释放信号

本报:海归从政的人很少,但前一段时间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似乎是一个信号,你认为这对海归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万钢以前在国外当了10年跨国公司的经理,回来没几年一跃成为中国科技部部长,包括陈竺成为卫生部部长,这说明中国正在释放一种信号,中国官员的组成是多元化的,中国更加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中国正在朝着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毕竟海归有一些国外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也是海归,他给中国带来的变革是巨大的这给国内外留学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应该改进,现在有些体制外的人,他们在跨国公司、或者自己创业,都很优秀,希望能有一些机会为国家谏言献策,或者到行政部门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放弃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门槛,如需要在体制内当过科长才能当处长,当过处长才能当局长等传统体制,海归在跨国公司或国外机构当过类似职位就应该可以,不一定要在体制内当过,国际上企业和间人才流动非常频繁

本报:你个人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也在参政议政

王辉耀:北京市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在欧美同学会也做这方面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关于留学回国人员创业资金问题的报告,通过欧美同学会交上去,国家领导很重视,胡、都作了批示参政议政有很多方式和渠道,欧美同学会就是一个很大的渠道

个人的六次人生转换

本报:你经历了六次人生的转换,在这个期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困难阶段和最满意的事情

王辉耀:困难阶段比较多,我在农村呆了一年半,那一年多很艰苦,处在中国最底层,跟现代生活绝缘,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厕所,什么都没有还有就是回来创业,刚从国外外交官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国创业,角色完全转变,得有一个适应阶段,比较辛苦

最高兴的事有两个当时三峡工程是国际上最大的一个项目,我参与完成了第一笔国际融资,包括在三峡签了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合同,这是开创性的事,我对于促成这个全世界最大项目的国际合作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觉得很兴奋另外就是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我记得当时跟总会申请创办这个商会,没有人,没有钱,完全靠自己去组织,去做义工,不断探索前进,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今天看到它成为国内和欧美同学会最活跃的海归组织之一,能够凝聚这么多人,包括后来又创办2005委员会,很有意义

本报:从职业经理人和外交官到创业,下这个决心困难吗

王辉耀:我还可以,我经历了很多角色,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进经贸部,最早一批出国读MBA,最早一波在跨国公司工作,也是最早在国外机构工作过,最早一批回国创业,最早创办海归社团等,经历了很多第一波的事我的人生一直都在不断转型之中,其实人生就是个突围的过程,必须要不断突破自我,不能老封闭在自己一个圈子里,一个领域里我在人生和职业生涯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本报:你的每一次转变都比别人快一步,这跟积累有关系,还是跟个性有关系

王辉耀:跟积累和阅历有关系,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得多见得多意识上比别人早,哪怕早半拍,可能就差很多当别人想出国时,我已经回国了,当别人想创业的时候,我已经从创业中走出来了,我做社团公益活动已经5年了,现在我们的社会开始提倡搞慈善,关注和谐,但5年前还很少听见这些东西一直希望比别人快,这是我的一个特点我觉得第一是要把握机会,再有就是要敢想敢闯,这跟我小时候颠沛流离到处游走也有关系

本报:我注意到你无论是建立一个组织还是发起一次活动,总是有很强的号召力,你在这个人群的影响力来源于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点品牌的效应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一直以来都在扎扎实实为这个公益群体做事,做商会并不是弄个花架子,我们做了大量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社会新阶层的海归参与,为他们打造新的平台,例如连续5年在中国大饭店组织了上千人的海归联谊聚会,也搞了4年的慈善晚会,今年的是为特奥举办的,每个月还有商界名家午餐会,还有每年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包括集中海归智慧为国家建言献策等,我都花了大量精力牵头在做除此以外,我还作了很多的研究,出了好几本海归方面的书,今年我还新主编了一套8本当代中国海归系列丛书由于我在扎扎实实做事,所以给大家形成了一个印象,这个事是王辉耀在做,就比较认可

中国还需要很多公益人士出来,我们不能都忙着挣钱,总得有些人出来做不挣钱的事,我算是出国比较早的,回来创业也是比较早,我能拿出自己的精力来,无偿地做一些公益的事,我觉得对这个国家、这个群体,对这个社会都有好处

本报:你担任很多社会职务、还要管理自己的公司,同时做慈善,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辉耀:我有1/3时间做公益社团,1/3做自己的事,还有1/3做研究和教学,每年还有一段时间到世界各地开会、访问、参加活动,接触各种国内外商务和学术圈这让我总保持一个兴奋和清醒的状态,或者知道国际上最流行、最前沿的理念

希望中国强盛担忧环境恶化

本报: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未来有什么设想

王辉耀:衣食无忧了,很多人就开始打高尔夫、旅游,忙自己的事,但我可能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公益、社团,或者公民社会发展上,希望多做一些研究和学术,我现在还兼着国内外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后我希望还基本保持这种状态,可能会做更多研究,因为中国现在发展非常快,既有西方文化,又在恢复国学、传统文化,各种思潮都有,我在想有没有第三种文化,中西合璧的文化,探讨一种能够跟中国价值观融合在一起的崭新的21世纪新华人的概念我以后会花多一点时间研究这些同时也希望要打造一个中国高端智囊的群体,包括海归和本土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更多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中国现在已经过了招商引资的阶段,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现在处于招才引智的阶段,我们还要多做更多的工作

本报: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王辉耀:我比较欣赏中西合璧,国际化,但在本土又很有优势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田溯宁、李东生等在国际化方面有很多闯劲,有激情,非常优秀我还比较佩服李嘉诚,他的企业里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人才,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用海归还在犹豫,在文化上还有冲突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要跨越国门,第一步要用海归,第二步要用国外人才,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是人才就要为我所用中国企业家要突破这些思维框架,在文化兼容方面要更加注重因为你要走出去,不是在家里练摊,就要有一批懂得国际规则和运作的人才

本报:你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吗

王辉耀:有很多我的孩子每年寒暑假都回来,我也经常带他们去旅游,陪在他们身边,这些方面我是很重视的

本报:你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什么

王辉耀:让他们成为国际化人才希望世界上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我的女儿和儿子在中国、加拿大、法国、美国等国家读过书,会说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他们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地,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巴西、西班牙、香港等地,我觉得非常好,他们是新一代的国际人我儿子今年寒假要到古巴打篮球比赛,他们很活跃,我女儿去年夏天在哈佛上学,今年暑假我两个孩子在北京新东方做助教

我的孩子国际化比较早,在国外上学,再回中国,再到国外,适应性比较强,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父母是铁路工程师,我跟着父母在国内到处跑,现在我的孩子跟着我到处跑,只不过是在世界各地

本报: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我的理想是希望看到中国强盛起来,我们这一代确实能看到,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幸运,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巨变,这是过去5千年都不曾有的,而且我们还看到中国也在崛起我们能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担忧就是中国现在人口比较大,环境恶化,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源消耗,食品安全等,还有就是价值观,文革把中国传统观念颠覆了,西方的价值观也没有很好地吸收,现在处于一种真空状态,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我们不能回到旧时代的文化,也不能全盘西化,因此我提倡要找到第三种兼容的文化

(国际航空报“空中财经名人访”合作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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